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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远东:肽科学执着“布道者”

发布时间:2014-06-03

    提要:在他64载人生历程,留下了众多辉煌印迹;在他不断跋涉攀登征程,书写了曲曲雄浑乐章。他曾当过士兵,成为优秀军官;他曾做过军报记者,成为行业佼佼者;他曾投身政界为领导赏识,却又在仕途一片光明之际下海经商;他叱咤商海,长袖善舞,在一片眼花缭乱的并购中打造了一个属于他的企业王国,却又在辉煌时“裸”身而退,甘居幕后;他因发明酶法多肽而成为当之无愧的发明家、科学家、中国多肽之父。他的酶法多肽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钮经义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王选的激光照排并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发明”。
    士兵、军官、记者、官员、商人、科学家……复杂多变的角色异常奇妙地有机统一在他的身上,也书写了他传奇的人生。他的性格又像是一个矛盾的多面体,外人很容易看到他三棱镜般的五彩缤纷,却很难看透他的内心。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却鄙视铜臭;他创造了巨大财富价值,却又云淡风轻,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对他而言,成功的内涵不是财富的数额,而是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是在一种执着的追求中获取的最大快乐。
    如今,他更像是一位“布道者”——传播生物肽科学的“布道者”。为了促进人类健康的改善,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坚守理想和信念,坚定而执着地向前跋涉着。

    从士兵到记者,“第一堂课”奠定人生轨迹

    前不久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2》第六集《秘境》,来自广西北海的沙蟹汁粉墨登场。
    沙蟹,这个与恐龙同时代、在地球上已存活亿万年的小精灵,用它制成的蘸酱沙蟹汁,竟构成了人间难得一品的美食“秘境”。然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沙蟹汁的美味,更有解说中对这种美味的科学解读:“(沙蟹汁在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产生的蛋白酶,把沙蟹中的蛋白质水解,得到小分子的多肽和游离的氨基酸……”
    对氨基酸,人们或许并不陌生,但对多肽的营养成分和功效,人们却知之不多。但就在为数不多的知晓者中,至少有一个人看了这期节目后激起了内心的激动和共鸣,这个人就是邹远东。因为他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向全世界推广多肽。
    5月的一天,精神矍铄、有着两条特征鲜明的浓眉的邹远东侃侃而谈,向新华网记者讲述他的传奇人生。
    一如经过地球亿万年的变迁,造就了沙蟹小小身体里的“秘境”,在邹远东64载人生历程中,其令人眼花缭乱的职业转换,出人意料的角色跨越和令人叹服的职业成就,共同构成了邹远东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秘境”。要完整解读邹远东,还得从46年前从湖北广水走出的一个普通士兵说起。
    邹远东1950年出生于湖北广水,在家中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大。16岁那年,邹远东因家境贫困辍学后,先后做过当地小学的教员、文工团的演员。
    1968年,18岁的邹远东被县里的征兵干部看中,成了一名警卫连战士。不久,邹远东所在部队的首长需要一位警卫秘书,便有人推荐邹远东。等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此前这位首长已经换掉很多秘书,跟随其最长的时间也不过半年。喜欢思考的邹远东首先从这些离开的秘书身上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结论:以前的警卫秘书对首长大多心存敬畏,不敢和首长交流,时间长了首长自然对这样的警卫秘书产生不信任。
    找到症结之后,邹远东便主动和首长谈起自己过去的一切,优点缺点都让首长了如指掌。加之他手脚勤快、为人忠诚,很快便得到了首长的认可,在此岗位上一干就是3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邹远东被部队推荐到当地机要学校学习,毕业后顺利提干。此后,希望继续留在部队的邹远东,进入部队的宣传科,没有人教,他就向报纸学习,抓住每一次练笔机会,当他的第一篇新闻稿在一家省级党报上发表后,更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表现出色的邹远东,很快被调往武汉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任新闻组长。在任组长的三年,他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日后成长为优秀军官、军旅作家的部队人才,新闻组的报道工作也连年被评为系统第一。
    1976年10月,作为当时武汉军区入围的两人之一,邹远东进入《解放军报》当记者,当年他26岁。
    “做事讲方法,善于学习,不甘落后”,从士兵到记者,邹远东接受了人生的“第一堂课”。

    从记者到官员,神来之笔孕育武汉航空   

    成为《解放军报》记者的邹远东,佳作不断。当时实行军地一元化领导,德才兼备的邹远东不久被选拔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任之身边当秘书。
    李任之书记去世后,原本可以到组织部门工作的邹远东却主动要求去做经济工作。就这样,1983年冬天,邹远东到武汉市经济委员会交通处任处长。
    当时,武汉市作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正构想“两通”(交通和流通)起飞战略。他问邹远东,“两通”起飞,交通是大头,你作为交通处处长有什么见解?
    邹远东认为,交通要突破,航空要先行。武汉在历史上是九省通衢,陆地交通并不差,根据现代节奏要求,缺的就是航空,可以利用 地理优势拓展航空业务。
    吴官正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但建立航空公司需要巨额资金,钱从哪里来?当过军人和秘书的邹远东既有宏观视野,又有人脉资源,他建议租用空军系统的运输机和机场,先从货运开始。吴官正很赞成他的想法,立即委派邹远东代表市政府去谈。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要支持地方的经济建设”的号召,武汉空军正为如何服务武汉地方经济建设而犯愁,双方一拍即合。
    21天筹建完成,21响礼炮齐鸣,21架飞机飞上蓝天……在吴官正市长亲自关怀下,邹远东策划、组建的中国第一个地方航空公司——武汉航空公司起飞了!
    当天,湖北的鲜活产品如黄鳝、甲鱼等运到广东惠州,再装上冷藏车转运香港,下午就到了香港市民餐桌上。在武汉几毛钱一斤的甲鱼,到香港售价一百多港币,翻了上百倍。
    此后,邹远东在官场上顺风顺水。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邹远东十年仕途如日中天时,1988年,38岁的邹远东作出了一个惊 人决定:下海经商。
    其实,对邹远东来说,真实的原因很简单,“我当时辞官下海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赚钱,就是响应邓小平‘全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号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培养的干部,一定要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
    从官员到企业家,“邹远东旋风”刮得呼呼响  
    带着志同道合的4名干部和50万元借款,邹远东一行奔向海南。创办企业在工商局注册时,邹远东毅然将公司性质填写为“国有”。
    海南的创业不算成功,邹远东又选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当时,名闻遐迩的三九企业集团“实业报国”的理念引起他的关注。
  1993年,邹远东被作为人才引进到三九企业集团。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系列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的政策出台后,邹远    东提出回湖北创业。
    邹远东毅然放弃了月薪2万多元、有房、有车的集团岗位,以个人名义向集团借来83万元,只身回到荆楚大地,注册了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属全资国有。他给自己发工资,每月仅100多元。
    企业创办不久,邹远东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便展现出来,他开始了一系列紧锣密鼓又眼花缭乱的企业兼并。
    最忙的时候,邹远东一天考察十几个工厂,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邹远东跑了40多万公里,考察了省内外各地市400多家企业,作了500多场报告,共兼并了以湖北为重点的中南五省二市国有企业55家,总资产72亿元。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依靠资本运营,走完了一个传统企业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发展扩张之路。
    “邹远东旋风”刮到了商界。
  正当兼并战役如火如荼时,亚洲金融危机悄然来临,为了确保这些国有企业能有更好的发展,邹远东毅然做了舍弃。曾有朋友劝他“     留下几个好企业”,但邹远东不为所动,“国企姓公不姓私,我没有权利那样做”。最终,邹远东为自己留下了一个亏损最严重、问题最多的襄樊酒厂。
    1997年,邹远东接手襄樊酒厂。之前几年,酒厂连年亏损,1996年销售收入仅2000多万元,职工人均工资不到300元。尽管如此,邹远东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看好白酒产业在未来的市场前景,他希望通过引入现代管理制度,同时借助该企业过去40年来在当地的品牌影响力,让老厂重新焕发生机。
    从2008年开始,邹远东开始着手落实酒厂改制和职工安置问题。因保护国有资产,打破少数人“一夜暴富”,让大多数人“牺牲”的妄想,邹远东曾险遭黑手报复。 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改制的步伐。
    在他的领导下,酒厂改制一改企业高管控股现象,“在国有控股前提下,按照工龄长短全员持股”,酒厂拿出49%的股份由员工认购,自愿入股。这一创造性方案既保证了国有资产不流失、职工利益不受损。改制增加的成本却背负到了邹远东自己身上——为了改制,他和全体股东共同举债6800万元安置职工,他说:“改制不能与民争利,改制后,我们努力多卖几个车皮的酒,就补回来了”。一个亏损企业按盈利企业的最高标准安置职工,这6800万加上企业亏损的3.5亿,共计4.18个亿的单,原本完全可以按政策由国有资产来承担,而邹远东把责任留给自己。
    2009年9月9日,改制后的湖北古隆中演义酒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邹远东任董事长。改制后一年多,公司先后出台280多项规章,从制度层面保障人人有章可循。与内部调整相比,邹远东当前考虑最多的还是企业的战略调整和市场拓展。为了配合产品拓展全国市场的战略,邹远东在挖掘品牌的文化内涵上下足了工夫。关于企业如何快速做大做强,邹远东在改制之初就已经开始绸缪。
    2010年7月30日,古隆中演义酒业公司两万吨固态白酒发酵生产基地项目正式签约,项目规划占地500亩。
    一家濒临倒闭的老酒厂,稳健驶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从企业家到发明家,“多肽之父”名震全球

    正是靠着一股“拼命三郎”的精神,邹远东完成了生命中的一次次华丽转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肽”结缘,他的职业生涯也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1995年的初夏,邹远东偶然发现了一盒没有注册商标的“口服白蛋白”。自进入三九集团、已成半个药学家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各地医院用的白蛋白都是进口的,通过静脉注射,既昂贵,又危险,倘若白蛋白能够口服,这个市场该有多大呀!
  根据药品说明书,邹远东决定奔赴上海寻找产品的源头。
  历经曲折,邹远东终于见到了原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黄永昌老先生。两人推心置腹,相见恨晚。黄老先生告诉邹远东,“我 还有更新的成果:通过酶把大分子蛋白质分解成肽。”
  这项凝聚老专家数十年的科研成果,在实验室一躺多年。如今,他终于遇到了知音,将成果资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邹远东。
    邹远东把资料带回后反复研究,又购买了许多相关书籍刻苦攻读。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邹远东深知“肽”的价值,也深知蛋白质体外降解成“肽”乃是当前世界生物学正在攻关破解之难题。
    所有的生物,从最简单的病毒直到人类,其体内千姿百态的蛋白质结构都是由相同的20种氨基酸组成。科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了一类介于氨基酸与蛋白质之间的中间物质——多肽。
    在医学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运用基因表达法、化学合成法和蛋白质合成法,已研发出不少具有特殊生理、药理特点的肽,如胸腺肽、干扰素、肿瘤细胞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心房肽、神经肽等,有的已开发出药品用于临床。但对生物活性肽的研发还没有实质性突破。在运用分解方法——如酸解、碱解、氢解、电解获得肽方面,收获甚微,固定投资大,周期长,污染严重,终未能实现工业化生产。日本用酸解方法研究出大豆多肽,但分子量在3000以上,产品有苦味,采用脱苦工艺后风味仍差,只作为添加剂用于食品工业。至于能直接口服的多肽终端产品,邹远东还未见到任何报道。
    邹远东以一个企业家的敏锐眼光,认准了黄老先生的“生物能口服液”——即能直接口服的“肽”,是科研探求的“真经”。1996年3月,邹远东再次来到上海,给黄研究员及他推荐的一位高级工程师送上了武汉九生堂高级顾问的聘书,从此踏上了联手开发“肽”的征程。
    但在实践中邹远东发现,黄老先生的“生物能口服液”,是采用从猪的胰脏提炼的胰酶,直接分解家禽的全卵蛋白原液。这在实验室里少量试验时尚行得通,但采取工业化生产就出问题。首先是在工厂敲蛋入酶解罐,污染车间,气味不仅令操作工人难以忍受,酶解时连厂区周围十里方圆都腥味熏天,完全不符合环保要求;其二是难度大、时间长、不易过滤、获肽率低,由此带来投资巨大、成本过高的问题;其三是终端产品蛋白肽口服液腥涩难咽。
    怎么办?邹远东想,要让“肽”走出“象牙塔”,必须自主创新改革配方及工艺流程。
    邹远东认真研究了人体降解蛋白质模式和过程,得到了很大启示。能否用比较温和、气味芬芳的植物酶替代动物酶?能否用分离纯化及浓缩后的蛋白质粉替代全卵蛋白液?为了求证自己的设想,邹远东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一次到北京出差,在旅馆里他无意中看到一本《食品科学》的杂志,里面有篇关于菠萝酶的性能及特点的文章,顿时激发了他的灵感……
    回公司后,当他把自己的设想与专家进行交流时,专家们为邹远东的技术思路吃惊不小:这个并非本专业科班出身的企业老总,提出的方案竟然采用了本专业还未涉及的前沿成果。
    邹远东亲赴上海,订购设备及生产原料,组织投产前的一系列报批手续。就在这最关键、最紧张之际,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患病住院。邹远东既要抽时间照料爱妻,又要坐镇生产现场,与专家们一起指挥设备的安装调试,边研究、边小试、边改进,终于将“蛋白肽”一次性试制成功。
    1997年11月24日,一份全国性大报刊登的一则简短消息在国内外多肽领域里引起了关注,消息称武汉九生堂“运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将蛋白质大分子分解成分子量240-1000的小分子肽,这是目前世界上利用酶解技术获得分子量段最小、最具活性的小分子肽。”
    这条小消息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业内人士都知道,肽分子量越小,“氨基酸链”越短,越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而小肽(特别是氨基酸组成少于6个的寡肽)享有多肽的“皇冠”之美称——因为它所具有的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在人体内所发挥的重要生物学功能,是大肽不具备的。因此,很多肽专家认为:“酶法多肽”标志着我国科研人员在小分子肽的研究方面,已经率先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甚至有些专家认为:“酶法多肽”代表着当今世界肽研究、开发、生产、创新的水平和潮流。
    武汉九生堂“酶法多肽”的第一批产品“三九蛋白肽”,是直接从车间装上集装箱发往香港的,一次创汇100多万港币。“三九蛋白肽”是1997年以来历届广交会医保馆里耀眼的亮点,也是1999年中国深圳首届高新技术交易会第一个成交项目,目前该产品已被销售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多肽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邹远东,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多肽科学家。
    此后,邹远东在生物科研方面一发而不可收,自主创新思路犹如泉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与一批多年研究肽的老专家一起,根据各种不同的动植物蛋白质,用不同的酶及配方,在短短几年内研制出200多个分别具有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减脂肪、抗衰老、抗病毒等不同功能的多肽产品,连续申报了49个国家专利。他的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工业500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先后荣获“第六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特别金奖”、“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金奖”、“伊朗设拉子第四届国际发明节金银铜奖”等。
    国家科委《1998年国家级火炬项目计划》做了权威性说明:“三九蛋白肽采用的酶解办法,利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将蛋白质降解为分子量在240-1000之间的小分子多肽……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具有免疫调节、抗辐射多项保健功能。”
    2003年初,就在非典最为猖獗的时刻,邹远东的三九蛋白肽口服液,充分显现了其对非典病毒的强效抑制作用,一夜之间,世界的目光对准了酶法多肽及其产品,来自各方的订单随即而至,产品曾几度脱销。国家发改委将邹远东研制的酶法多肽成果载入2003年度《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报告》一书。邹远东还被评为“全国企业自主创新十大杰出人物”和中国发明协会颁发的“发明创业奖”。
    1997年以来,邹远东连续出版了3本关于多肽的科普读物,发表了300多篇、500多万字的论文与科普文章,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多肽的十大吸收机制、酶法多肽的十大技术创新以及多肽的六大绿色属性,其中许多文章被国内外各大网站和2000多家媒体转载。他本人也被行业称为“酶法多肽之父”。
    2010年12月14日,国家有关部门评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发明”,这对中国科技界来讲是一次空前盛事。最终,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钮经义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王选的激光照排、邹远东的酶法多肽摘得了此项历史性殊荣,并称“新中国重大发明”。
    2014年4月24日,在伊朗设拉子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发明节”展会上,中国发明协会参展团将邹远东发明“三九牌调脂康口服液”,作为国礼赠送给发明者协会国际联合会。“三九牌调脂康口服液”正是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的金奖产品之一。而在本届展会上,酶法多肽的展台更是人如潮涌,共接待咨询、品尝、鉴赏、洽谈人员约10万多人次,显示了世界特别是中东中亚地区人们对酶法多肽系列发明及产品的追捧。
    邹远东再次成为大忙人。
    不少地方政府邀请邹远东前往当地合作肽项目,比如武夷山的肽茶项目,双鸭山的玉米肽项目等。按照邹远东的思路,“酶法多肽”可就地取材。他在温州的一次讲座中就提出,把当地的蚕丝或丝产品的边角料深加工为“丝蛋白肽”;用海鱼生产“鱼蛋白肽”和“环肽”;将香芋做成“香芋多肽”……这样不仅能提高当地农副牧渔产品的附加值,帮助农民致富,还能使一大批企业由传统向高科技转化,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由单个分散向集约化转化——此思路被邹远东称之为“事关十亿农民的点金大产业”。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肽、支持肽产业,2012年,他从企业负责人的位子上“裸退”下来,把企业交给年轻人,自己从台前转向幕后,以便腾出时间和精力专做肽的推广工作。
    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就甘心这么拱手相让?对此问题,邹远东显得云淡风轻,“我做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个人赚钱,而是体现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在邹远东看来,个人的财富并不能代表什么,当年罗马的凯撒大帝,曾威震欧亚非三大陆,但临终时却告诉侍者说:“请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让世人看看,伟大如我凯撒者,死后也是两手空空。”
    邹远东的生活也极其简单,甚至有些近于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么一位知名的企业家,街边的热干面是他经常光顾的美食。“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点,把自己的理性升华到最高点,就是圣人。”邹远东信奉这么一句话。
    于是,他成了肽科学的“布道者”。
    那么,邹远东为何会如此执着地推广肽?邹远东向记者阐述了现代人缺乏肽的四大原因:一是化肥农药夺走了食物蛋白质中的酶,使人们在消化降解食物蛋白质时因酶减少而不能降解或降解不彻底,从而使人体缺乏肽;二是现代环境污染造成人体中的酶丢失或失活,人体在降解食物蛋白质时,因人体的催化物酶不足,而不能降解,人体因此缺乏肽;三是现代辐射造成人体消化系统损伤和紊乱,降解蛋白质的功能失调,获得肽的能力下降;四是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现代生活方式疾病”,使人体降解蛋白质的功能紊乱和获得肽的能力下降。而在应对当今社会日益凸显的富贵病方面,酶法多肽产品显示出了强有力的优势,为我国民众对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富贵病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
    “肽是生命之桥,是生命存在的形式,人体的一切活性物质都是以肽的形式存在的,没有肽,生命就会停止,人体缺乏肽就会百病滋生,二十一世纪的生命科学必将以肽为主导。”邹远东说。
    这位64岁的老人,就是抱着改善与调整人类肌体健康这样坚定的信念,执着地跋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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